八国联军是怎样在天津搞拆迁的（转载）

 

八国联军是怎样在天津搞拆迁的（转载）
作者:陈 春（澳大利亚）　[2007-09-12 15:20:20] 南方周末

军政府在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前提下，也在有意无意间，在天津建立了一整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母国的契约精神和民权意识在民政管理中体现出来

八国联军治下的天津“良民” 采自China and the Allies，1901

1900年，占领了天津的八国联军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并取了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汉名：天津都统衙门。

这个洋衙门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两三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清政府。

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固然首先是为了整顿秩序和治安、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为联军驻扎提供方便，供应粮食及交通工具”，但也明确宣示要“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在其发布的第1号告谕□□称将“清理地方、保全善良”。

天津都统衙门在统治期间，为了防卫的需要，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等。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又引来了列强中一些工商业团体更大的商业性开发要求，比如在新修的马路上建立电车、电灯等，由此促成了天津开埠以来的第一次近代化改造浪潮。

在这些开发建设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这个真正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占领军临时政权，在拆迁方面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本已获得的威权。

出于军事的需要，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曾要求都统衙门在城内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都统衙门却答复说:“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1900年12月12日，第81次会议第2项)。很难想象，就是这同一个洋衙门，对违反枪械禁令的华人几乎杀无赦，而且均采用西方人认为相当残忍的斩首处决法，在那几本厚厚的充满了斩首命令的会议纪要中，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弱势政府”才有的“无奈”之词。

在这个洋衙门对中国的反抗势力进行无情镇压的同时，它也开始了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

毋庸置疑，尽管是占领军政权，它还是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这个军政府的运作之中。1900年11月19日，在都统衙门的第70次会议上，明确宣布“凡因修筑道路需拆迁民房，均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主”。

三天后，都统衙门会议确定要从日租界北界至御河桥建造一条沿河马路，需要该地段住户全部搬迁。会议明确要求，将向拆迁户支付赔偿费并可另拨地皮。同时责成路政官列出搬迁的全部名单，以便进行公共工程规划。

随后，都统衙门在第73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拆迁的征用费问题，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交估价报告，并由汉文秘书、司库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先行审核该估价报告，尔后再提交都统衙门委员会。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房屋拆迁的补偿办法，规定同时给予每位房主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屋价格，根据都统衙门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各类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三是在其他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

实际上，这是一种土地置换性质的拆迁，除了置换相同面积的土地外，拆迁户还可以获得房价补偿和每亩75两的征用费补偿。而当时，因中国贸易出超，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75两白银具有很强的购买力，相当于五品官的一年俸银。

经过一番准备后，1900年12月3日，都统衙门正式发布了告谕：

照得本衙门现拟由闸口河边起至铁桥止，建造马路一条，计宽六丈，所有应用地段内各项房屋，均限一月内自行拆毁迁移。其房不日即定一官价发给业主收领，其地本衙门另有地亩互换。为此示仰河沿一带各居民知悉，尔等务宜早日遵照办理。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在实际拆迁过程中，沿河马路一带部分业主向都统衙门提交了请愿书，一是要求不在冬季搬迁，二是希望能告知所置换的新宅基地位置，以便提前搭建临时住房准备过渡。都统衙门经会议研究，驳回了第一项要求，但认为第二项要求十分合理，遂下令路政官将划拨给搬迁户的地皮尽早通知房主。

与此同时，公共工程局提交了拆迁房屋的估价报告，并上报了准备用以置换的新地皮的清单。值得注意的事，这些新地皮是从原先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土地也就是官地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就是用官地置换了公建设施用地。

1901年元旦刚过，都统衙门就派主要官员携带有关沿河马路的资料和文件，亲自到现场进行察看，审核估价报告，并监督拆迁户的登记造册工作。为求完全，登记的同时均通知拆迁户、地保及有关人员到场。

都统衙门将所需拆迁房屋逐一绘出平面图，并注明房主姓名、房屋面积等等，一式两份，房主和都统衙门各保留一份。这大概是中国最早一批根据西方制图要求绘制的房地产平面图。都统衙门随后把划拨出的宅基地按照约定条件，逐一通知有关房主，分批进行分配。

在高级官员审定了沿河房产估价报告后，都统衙门下令发布新告谕，通知拆迁户领取补偿金：

照得闸口至铁桥马路所用地段内，房地价银限七日各业主须来本衙门内工程总局收领清楚，逾期乃系自误，不再发给，即系由十二月十一日起至十七日截止。为此示仰各业主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一个月后，又向这些拆迁户发放了交换地皮证书，该证书由公共工程局签发，汉文秘书登记。

从都统衙门所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几乎所有的公建项目，包括天津城墙拆除建路，其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都是照此程序进行的。

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天津火车站以北有六名华人，因持有都统衙门的执照，却被联军士兵阻挠翻建房屋，就向都统衙门进行书面投诉，都统衙门责成秘书长处理。虽然文件中没有记载最终的处理结果，但在一个被外国军队武力占领的地区，其百姓为了房屋翻建敢于投诉占领军士兵，而且占领军当局还认真受理了，这或许的确有点超出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想象。

这个军政府，在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前提下，也在有意无意间，在天津建立了一整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如法庭审判制度和警察制度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母国的契约精神和民权意识在民政管理中体现出来。

都统衙门的一些作为，的确给后世的读史者带来一种矛盾心态，如同天津人当年看待都统衙门拆毁城墙一样:这固然是军事上的报复（天津城墙令八国联军伤亡惨重）、民族心理上的侮辱，但也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的开发。【天涯博客】本文地址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81878&PostID=21880863

《党校阵地》网评员管理办法

 

《党校阵地》网评员管理办法
2010-1-8 8:43:42 访问量：928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校阵地网评员队伍建设，规范网评信息发布，积极引导网上舆论，使党校阵地网页更好地服务党校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党校阵地网评员。

第三条 党校阵地网评员由衡阳市委党校办公室实行统一认定与管理。

第二章 网评员条件

第四条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敬业精神。

第五条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善于运用网络语言，知识面广，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第六条 了解党校工作，具备一定的电脑基础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相关网络应用软件。

第七条 接受党校阵地网页业务指导。

第三章 网评员职责

第八条 在党校阵地网页发表评论、跟帖或原创评论文章，特别是对党校动态和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要主动发表评论，客观公正评述，积极引导舆论。

第五章 网评员管理与奖励

第十五条 通过网评员管理系统，或以QQ群、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加强网评员业务学习与培训。

第十六条 网评员在党校阵地上发表的评论按月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在网页公告栏里公布。

第十七条 网评员补贴。评论奖励0.1元/篇，每月奖励不超过100元，每半年计发一次。

第六章  信息安全

第二十条 网评员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一旦发生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市委党校将按相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共衡阳市委党校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不对外公布，仅限于网评员掌握。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即日起实施。

2010年1月8日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来自：木鱼桥-流浪

http://www.sgwritings.com/259

2007-11-25 20:41:10

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大陆CCTV主持人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栏目在做苏联电影时，俄驻华大使馆发出善意劝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电影不要做了，那些历史完全是错的，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托派”么？

　　崔永元曾改词配音的《列宁在十月》，当年有句在中国大陆耳熟能详的台词：“快去救列宁，告诉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是叛徒！”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三人，均在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判处死刑（托洛茨基缺席死刑）。1988年，加米涅夫、布哈林获平反昭雪，在戈尔巴乔夫平反顺序最后一位的托洛茨基还没来得及有正式结论，苏联解体。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三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赤裸裸栽赃的审判公开审理，且被告一致认罪伏法。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次大审判分别是：1936年8 月 19 日开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

　　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吹响了“大清洗”的号角，也为大清洗做好了舆论动员：苏联各地举行了无数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互相检举揭发的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的 “大清洗”迅速展开，第三次大审判，则是大清洗的收官之笔。另外，在第二次大审判和第三次大审判期间，图哈切夫斯基集团案秘密开庭并判决。

　　三次大审判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第三次各有3人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而高达数百万人的枪决、徒刑、流放、迁移则是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各级领导机关分散进行的。

　　斯大林的一封信为大清洗指名列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因此，所有在各个时期对斯大林领导政策表达不满或反对意见者均在清洗之列。

　　大清洗虽然碾碎了大量无辜百姓，但最大的受害群体，是苏共各级领导和普通党员。尤其越到高层受打击越严酷。列宁时代的苏共领导，几乎被集体清洗掉了。

　　著名的“列宁遗嘱”评价过6个党的领导人，5个人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他们是：托洛茨基（缺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剩下的就是斯大林。

　　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枪决；15大政治局的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枪决死或暗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个成员，除5人已去世外，9人全部枪决。

　　有人总结，列宁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判决是公正的】

　　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部分西方记者、外交团、独立观察人士等参加旁听。

　　西方人在审判过程中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有学问的人在进行交谈式的讨论……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这是一次空前公开的审判，苏联宣传机器报道了判决和被告陈述的全部内容。

　　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的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莫斯科审判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 年 11 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 12 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 12 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后，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催眠术等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KGB的药剂。

　　这种药剂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叶若夫宣称，没有拿不到的口供。

　　早在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捷尔任斯基手下“契卡”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冷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究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不曾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程度不一的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从无数人嘴里撬出口供、直接下令剥夺过无数人生命的雅戈达，与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布哈林，在斯大林面前使用了同一个词：下跪。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为了党的利益】

　　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秘密宣读了那篇轰动世界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后，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案件过程中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今天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元帅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叶若夫手中专政机关的残暴是一个方面，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您所做的一切客观上都是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利益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机构与制度

 ——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
 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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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本小书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单薄，区区100来页，有着一个俗气的封面设计，翻翻内容也不得要领，看看目录：“我们的高三——开学、动员、偷闲、动力、差生、受挫、色彩、坚持、冲刺、花儿、轮回”，弄不清楚这是一份关于中学高三年级的“说明书”，还是一份回忆录。书中还配发了一个叫做王锦春老师的访谈录，另有一篇他的文章《高三学生心理过四关》，还有一个叫做周浩的访谈录，此人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摄影记者，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只是该书封面的右上角两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奥秘——“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接着以更小的字表明：“随书附送《高三》纪录片VCD”，嗬，原来如此，有一部纪录片要抵达人们手中。
实际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部纪录片已经不陌生。它曾经在凤凰电视台分五个单元播出过，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开始，在国内不少大学有过放映。2006年6月，该片在香港电影节得奖之后，作者的前单位《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专题报道，其他重要媒体也有跟进。它无疑拥有一个“励志”的外表。片中的主角王锦春老师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有人竟然能够将他认出来。总之，这是一部获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来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较满意。人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奖艾美奖，一位三届艾美奖获得者、美国纪录片导演Bill Einreinhofer也说：“一部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可以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纪录片，我慎重地提议推荐《高三》，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不同的接受渠道是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存在歧异的解释，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那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应该说，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并无了不起的特色，那是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管从拍摄手法还是剪接组合，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影片所拍摄的，也是每天大量发生的有关高考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用肉眼看见的与用影像看见的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是用肉眼目击的，天长日久，人们会以为那就是一种“自然”，就像每天看见太阳、树叶一样，仿佛生活就是这样；而一旦当它们被拍摄下来，加在“现象”上面“自然”的外衣就可能脱落，露出其极其不自然的底色。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
在纪录片的历史上，也有过一部内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了人们完全歧异的解释，那就是怀斯曼的《高中》。费里德里克•怀斯曼是始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纪录片大导演，被称誉为“真实电影之父”。他工作的特点一是专注于“机构”，观察机构如何运行，其意识形态如何，机构中人们又是如何总在做同样的事情；二是不干预拍摄对象，全片没有访谈，摄影机的位置相当于“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记录眼前的情景。他拍摄了诸如《医院》、《少年法庭》、《军队》、《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则集中在作为一所学校如何运作这个焦点上，它将镜头主要给了在机构中有权势的一方——学校的组织者以及教师，给予由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场所——不同的课堂、不同的老师、学校的集会、讨论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学生的立场，许多镜头是从讲台往下运行的，而不是从课堂座位往上拍摄。如果有学生开口说话，那么也是处于与学校的权力关系当中，是做学生的需要得到某些教诲或者指点，而不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来，学生们的感受和意见是不重要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据怀斯曼后来说，他是很厌烦那所费城的学校的，其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师们在教学生们如何随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却采取了一种模糊立场，他更宁愿让观众们自己得出结论。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兴奋地跑上前来祝贺他：“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
秉承怀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纪录片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周浩声称自己拍摄《高三》是受了张虹作品的启发。社会学背景的张虹也是半道出身做纪录片，2002年完成的《中学》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以香港两所声誉优良的学校为拍摄对象，张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执地躲在了摄影机背后。与怀斯曼的做法一样，全片没有人物对着镜头说话，而是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如同摄影机不在场。不知道是否因为作者本人做过教师，这个片子显得更加温婉、节制，仿佛一份详尽的关于两个学校日常工作的报告，其中还体现了内地学校不具备的某些亮点。
可以感觉得到香港这两所学校仍然拥有基本的教育理念。虽然一般地说亚洲国家或者说整个儒教地区都比较重视升学率，但是学生是否仅仅为考分奔忙、为考分所压倒，这是一个基本分野。比较起来，香港学生的课程仍然比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课堂上，比如制作标本、音乐、烹调或者缝纫课上面，老师和同学的态度都是认真和诚恳的。“家长会”则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个主题家长们先参与“游戏”亲身体会，然后互相讨论发表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动地听受训斥。必要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办公室门前点名需要见哪位老师希望得到他/她的帮助。不管这些是否仅仅是一些程序，是作为“机构”内部的例行公事，但显然这个框架比其他框架能够体现更多一些的教育精神。
与大陆学校明显不一样的是，香港这两所学校都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和礼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学。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影响别人，不仅是在校时需要监督检查的内容，而且还当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业”，返校后老师会在课堂上询问同学们不在学校的这几天，“是否收声啦？”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老师们会仔细讨论有明星来学校义演时，“允许她们疯狂到什么程度？”离开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许站起来；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许她们跪着？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臀部离开座位？还有是否允许她们大声疯狂地叫喊？有人建议不要规定那么具体，只要提醒她们注意礼貌就行了，但又有人反问：“如果她们认为（对明星们的）礼貌就是叫喊、疯狂呢？”当讨论如此详细时，会令人想到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但对于经历了斯文扫地的大陆人来说，礼仪礼貌教育并不显得仅仅是一件坏事。
无疑产生疑问的是两所华人学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课，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而老师们在办公室里，或者他/她们与家长、学生谈话时，以及学生们互相谈话时，都是用粤语来交流。这就意味着学校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人们的日常口语。这令人担心运用一种脱离生活的外来语来建立有关这个世界的图景，与人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脱节的，从中年轻人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对于世界的认识及种种切身感受。这其中有许多历史背景，涉及到曾经作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之久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等问题。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最不加掩饰地反映着那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还一些显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断：一位老师甚至用上了“孙子兵法”开导某学生“不应该向老师态度强硬，因为你斗不过他”；一位女同学则态度强硬地坚持那些没有拿到居留权的大陆人应该马上回去，尽管老师再三提醒“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另一位教师视高中最后阶段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政府的决策而这项决策是无疑是英明的；当一位澳洲教师反复提醒这样做不合适而你们可以提出抗议时，她的脸上表现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
怀斯曼的《高中》与张虹的《中学》尽量捕捉学校的方方面面，展示不同的课堂、老师、活动等，而周浩的《高三》则将镜头主要对准一个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应该说，王锦春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有事业心、对学生负责，业务好且懂得学生心理，在现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这部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环境这个老师太光明太温馨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严酷黑暗得多。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好老师，一个在各方面几乎无懈可击的老师，才能够将目前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如果有问题，不是老师本人的。观看这样的影片如同观看怀斯曼的《高中》及张虹的《中学》一样，重要的是看其学校系统在日常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暴露”之快。难道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某种结构本身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如果允许按各自本地习惯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机构”而自称，而大陆则多用“教育制度”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下面则可以通过周浩的《高三》，来比较一下作为“机构”与作为“制度”，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首先不一样的是，“制度”拥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一个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这个目标看齐，如果不能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那么就需要将它剪除，而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都要统一到这个目标上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场“战争”，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某种紧急状态，人人都在这种压倒性的状态下生活。而高考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王锦春在开学不久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地说：“四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败三个人，你才能考上本二”，为此应该“拿出半条命来”。乍一听，这几乎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首先得经历一场同龄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洗礼，将别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来，这还是比较可怕的。不管是麻省那所高中的学生，还是香港中学的学生，都不曾被动员起来加入一场打败自己同学的战争。一次班会上为了鼓气，这个高三（7）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听了齐秦的《北方的狼》这首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独变得冷血。
既然年轻的学生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那么这位班主任老师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学生那样要求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所谓“抓头等大事”，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熟悉的政治语言。王老师甚至自告奋勇地代理起这些父母的婚姻事务：“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实际上在此后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处理什么事情，比如学生中的恋爱、旷课等等，这位老师都马上熟练地将话题转到高考上面去，一切为高考着想。在这本书里王锦春访谈中，他自己还透露了一件得意之作：恋爱的一对学生中有女生一方不干了，明显影响男生一方的情绪和成绩，王老师则从中做工作，力主一定要求继续将这个恋爱谈下去，为的是不影响男生方高考的情绪和成绩，结果双双都考上了大学。这种将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当作是工具和途径，其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很难说，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很可能从遥远年代的战争中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动不动就以一种准战争的方式处理事情，将牺牲无辜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说后患无穷。任何牺牲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有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当它们在其他时间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时，会是扭曲的和膨胀的，甚至可能是报复般的、穷凶极恶的。周浩这个片子的最后版本删去了学生们高考之后在操场上焚书的场景，那种快乐那种兴奋，是他们对自己报复也是对环境报复的开始。
其次不一样的是，“机构”中的人们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那些学生们看起来比较消极，比较漫不经心，他们遇到的更多是阿尔都塞表述的令其“屈从”的处境，消耗和磨平年轻人的个性和意志，让他们变得乖顺，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则相反。“制度”激发人，激发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设法使得人变得很兴奋，始终兴致勃勃，处于一种被调动起来的高昂状态之中。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称那个王老师像个“搞传销的”，说得有点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确是像个永不疲倦的推销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绝地提供各种“进攻方案”、“口令”、“密电码”以及各种心理按摩。学生们也必须显得个个劲头十足，他们早期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经会做的题，背诵已经会背的政治条文，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励自己。贯穿周浩这个片子的是一个女生的独白，从形式上来讲这多少有些矛盾，日记的内在视角与观察的旁观位置形成了对立，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一点冲突都没有，因为这位女同学所写的是“战地日记”：她一次次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不要放弃，跌倒了再爬起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只要你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拼命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记住，闭上眼睛，拼命往前。”周浩一次在国外放映时，观众席上有人问他的公司上哪里可以雇到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兴奋是可耻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许的。片中有两个学生因为在网上做生意时有迟到、旷课、缺考行为，则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而他们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学，他们不会说干脆放弃这个愿望，这场战争就不打了。
用哈维尔的话来说，人人都在卷入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样。——不，岂知是卷入，而且是“投入”，只是好同学与差同学、同学与老师、学生与家长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这般将所有的人发动起来？作为“制度”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够激发这样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它所使用的和诉诸的是“利益语言”。它对学生及家长说这是你们的“切身利益”，是你们自己的终生大事；对老师说考上多少重点大学你们会得到多少奖励，王老师坦言在武平县官员的平均年薪一万多的情况下，他本人弄得好一个学年下来可以有八千块钱奖金。于是，制度的目标就和个人的目标结合了起来，制度将自己弄成正好代表着个人的利益要求，提供了各自利益实现的天地。这表面上听上去振振有辞，但是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缩减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个年轻人是不能够过早地被缩减为他/她的生存压力，好像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就像物理学不能减缩为学物理，数学不能减缩为学数学。否则，就是对这个学科以及对学习这个学科的人的侮辱。
当人们的利益被充分“照顾”到了的时候，一个抽空和注满的过程就这样产生出来。年轻学生心甘情愿地愿做一颗考试的螺丝钉，在考试制度这部机器里旋转得更好更快：既然制度实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应该满足制度的要求。与机构中只是抹杀你的个性不一样的是，制度要求你的效忠，起码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读时同学们如痴如醉般背诵的那些政治条文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实际知识或者理性的眼光？那是不可以讨论的。而将它们不问缘由地吞进去，这是对于制度的回收和回报，反过来，做得好也是对于听话者的一种奖励。因而就有了言不由衷的种种表现，有了种种明显迎合的言词举动。比如课堂上老师在谈完印尼海啸之后，转而问学生：“我们中国也发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一个被叫起来的同学以十分流畅口吻答道：“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决了吗？说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她无懈可击的回答引起了课堂上一阵哄笑，当然不是嘲笑这位同学，而是嘲笑需要这种千篇一律答案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高考制度就是奖励这种迎合者，而将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总有人被淘汰出去，于是总有人打破头要进来。由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者进入也并非需要万贯家财，说实话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够迎合和效忠。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
另外有一部纪录片是从学生的角度拍摄的，片名《告诉我心中的秘密》，作者为17岁女孩，她手拿摄影机在课堂座位上拍到了年轻人眼中的老师和学校。其中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对着镜头的质问谁都不能回避——“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扭曲。”

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机构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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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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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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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本小书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单薄，区区100来页，有着一个俗气的封面设计，翻翻内容也不得要领，看看目录：“我们的高三——开学、动员、偷闲、动力、差生、受挫、色彩、坚持、冲刺、花儿、轮回”，弄不清楚这是一份关于中学高三年级的“说明书”，还是一份回忆录。书中还配发了一个叫做王锦春老师的访谈录，另有一篇他的文章《高三学生心理过四关》，还有一个叫做周浩的访谈录，此人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摄影记者，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只是该书封面的右上角两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奥秘——“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接着以更小的字表明：“随书附送《高三》纪录片VCD”，嗬，原来如此，有一部纪录片要抵达人们手中。
实际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部纪录片已经不陌生。它曾经在凤凰电视台分五个单元播出过，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开始，在国内不少大学有过放映。2006年6月，该片在香港电影节得奖之后，作者的前单位《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专题报道，其他重要媒体也有跟进。它无疑拥有一个“励志”的外表。片中的主角王锦春老师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有人竟然能够将他认出来。总之，这是一部获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来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较满意。人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奖艾美奖，一位三届艾美奖获得者、美国纪录片导演Bill Einreinhofer也说：“一部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可以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纪录片，我慎重地提议推荐《高三》，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不同的接受渠道是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存在歧异的解释，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那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应该说，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并无了不起的特色，那是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管从拍摄手法还是剪接组合，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影片所拍摄的，也是每天大量发生的有关高考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用肉眼看见的与用影像看见的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是用肉眼目击的，天长日久，人们会以为那就是一种“自然”，就像每天看见太阳、树叶一样，仿佛生活就是这样；而一旦当它们被拍摄下来，加在“现象”上面“自然”的外衣就可能脱落，露出其极其不自然的底色。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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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录片的历史上，也有过一部内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了人们完全歧异的解释，那就是怀斯曼的《高中》。费里德里克•怀斯曼是始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纪录片大导演，被称誉为“真实电影之父”。他工作的特点一是专注于“机构”，观察机构如何运行，其意识形态如何，机构中人们又是如何总在做同样的事情；二是不干预拍摄对象，全片没有访谈，摄影机的位置相当于“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记录眼前的情景。他拍摄了诸如《医院》、《少年法庭》、《军队》、《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则集中在作为一所学校如何运作这个焦点上，它将镜头主要给了在机构中有权势的一方——学校的组织者以及教师，给予由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场所——不同的课堂、不同的老师、学校的集会、讨论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学生的立场，许多镜头是从讲台往下运行的，而不是从课堂座位往上拍摄。如果有学生开口说话，那么也是处于与学校的权力关系当中，是做学生的需要得到某些教诲或者指点，而不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来，学生们的感受和意见是不重要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据怀斯曼后来说，他是很厌烦那所费城的学校的，其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师们在教学生们如何随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却采取了一种模糊立场，他更宁愿让观众们自己得出结论。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兴奋地跑上前来祝贺他：“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
秉承怀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纪录片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周浩声称自己拍摄《高三》是受了张虹作品的启发。社会学背景的张虹也是半道出身做纪录片，2002年完成的《中学》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以香港两所声誉优良的学校为拍摄对象，张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执地躲在了摄影机背后。与怀斯曼的做法一样，全片没有人物对着镜头说话，而是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如同摄影机不在场。不知道是否因为作者本人做过教师，这个片子显得更加温婉、节制，仿佛一份详尽的关于两个学校日常工作的报告，其中还体现了内地学校不具备的某些亮点。
可以感觉得到香港这两所学校仍然拥有基本的教育理念。虽然一般地说亚洲国家或者说整个儒教地区都比较重视升学率，但是学生是否仅仅为考分奔忙、为考分所压倒，这是一个基本分野。比较起来，香港学生的课程仍然比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课堂上，比如制作标本、音乐、烹调或者缝纫课上面，老师和同学的态度都是认真和诚恳的。“家长会”则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个主题家长们先参与“游戏”亲身体会，然后互相讨论发表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动地听受训斥。必要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办公室门前点名需要见哪位老师希望得到他/她的帮助。不管这些是否仅仅是一些程序，是作为“机构”内部的例行公事，但显然这个框架比其他框架能够体现更多一些的教育精神。
与大陆学校明显不一样的是，香港这两所学校都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和礼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学。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影响别人，不仅是在校时需要监督检查的内容，而且还当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业”，返校后老师会在课堂上询问同学们不在学校的这几天，“是否收声啦？”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老师们会仔细讨论有明星来学校义演时，“允许她们疯狂到什么程度？”离开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许站起来；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许她们跪着？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臀部离开座位？还有是否允许她们大声疯狂地叫喊？有人建议不要规定那么具体，只要提醒她们注意礼貌就行了，但又有人反问：“如果她们认为（对明星们的）礼貌就是叫喊、疯狂呢？”当讨论如此详细时，会令人想到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但对于经历了斯文扫地的大陆人来说，礼仪礼貌教育并不显得仅仅是一件坏事。
无疑产生疑问的是两所华人学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课，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而老师们在办公室里，或者他/她们与家长、学生谈话时，以及学生们互相谈话时，都是用粤语来交流。这就意味着学校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人们的日常口语。这令人担心运用一种脱离生活的外来语来建立有关这个世界的图景，与人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脱节的，从中年轻人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对于世界的认识及种种切身感受。这其中有许多历史背景，涉及到曾经作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之久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等问题。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最不加掩饰地反映着那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还一些显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断：一位老师甚至用上了“孙子兵法”开导某学生“不应该向老师态度强硬，因为你斗不过他”；一位女同学则态度强硬地坚持那些没有拿到居留权的大陆人应该马上回去，尽管老师再三提醒“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另一位教师视高中最后阶段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政府的决策而这项决策是无疑是英明的；当一位澳洲教师反复提醒这样做不合适而你们可以提出抗议时，她的脸上表现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
怀斯曼的《高中》与张虹的《中学》尽量捕捉学校的方方面面，展示不同的课堂、老师、活动等，而周浩的《高三》则将镜头主要对准一个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应该说，王锦春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有事业心、对学生负责，业务好且懂得学生心理，在现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这部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环境这个老师太光明太温馨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严酷黑暗得多。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好老师，一个在各方面几乎无懈可击的老师，才能够将目前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如果有问题，不是老师本人的。观看这样的影片如同观看怀斯曼的《高中》及张虹的《中学》一样，重要的是看其学校系统在日常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暴露”之快。难道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某种结构本身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如果允许按各自本地习惯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机构”而自称，而大陆则多用“教育制度”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下面则可以通过周浩的《高三》，来比较一下作为“机构”与作为“制度”，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首先不一样的是，“制度”拥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一个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这个目标看齐，如果不能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那么就需要将它剪除，而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都要统一到这个目标上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场“战争”，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某种紧急状态，人人都在这种压倒性的状态下生活。而高考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王锦春在开学不久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地说：“四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败三个人，你才能考上本二”，为此应该“拿出半条命来”。乍一听，这几乎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首先得经历一场同龄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洗礼，将别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来，这还是比较可怕的。不管是麻省那所高中的学生，还是香港中学的学生，都不曾被动员起来加入一场打败自己同学的战争。一次班会上为了鼓气，这个高三（7）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听了齐秦的《北方的狼》这首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独变得冷血。
既然年轻的学生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那么这位班主任老师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学生那样要求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所谓“抓头等大事”，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熟悉的政治语言。王老师甚至自告奋勇地代理起这些父母的婚姻事务：“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实际上在此后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处理什么事情，比如学生中的恋爱、旷课等等，这位老师都马上熟练地将话题转到高考上面去，一切为高考着想。在这本书里王锦春访谈中，他自己还透露了一件得意之作：恋爱的一对学生中有女生一方不干了，明显影响男生一方的情绪和成绩，王老师则从中做工作，力主一定要求继续将这个恋爱谈下去，为的是不影响男生方高考的情绪和成绩，结果双双都考上了大学。这种将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当作是工具和途径，其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很难说，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很可能从遥远年代的战争中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动不动就以一种准战争的方式处理事情，将牺牲无辜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说后患无穷。任何牺牲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有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当它们在其他时间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时，会是扭曲的和膨胀的，甚至可能是报复般的、穷凶极恶的。周浩这个片子的最后版本删去了学生们高考之后在操场上焚书的场景，那种快乐那种兴奋，是他们对自己报复也是对环境报复的开始。
其次不一样的是，“机构”中的人们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那些学生们看起来比较消极，比较漫不经心，他们遇到的更多是阿尔都塞表述的令其“屈从”的处境，消耗和磨平年轻人的个性和意志，让他们变得乖顺，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则相反。“制度”激发人，激发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设法使得人变得很兴奋，始终兴致勃勃，处于一种被调动起来的高昂状态之中。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称那个王老师像个“搞传销的”，说得有点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确是像个永不疲倦的推销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绝地提供各种“进攻方案”、“口令”、“密电码”以及各种心理按摩。学生们也必须显得个个劲头十足，他们早期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经会做的题，背诵已经会背的政治条文，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励自己。贯穿周浩这个片子的是一个女生的独白，从形式上来讲这多少有些矛盾，日记的内在视角与观察的旁观位置形成了对立，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一点冲突都没有，因为这位女同学所写的是“战地日记”：她一次次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不要放弃，跌倒了再爬起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只要你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拼命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记住，闭上眼睛，拼命往前。”周浩一次在国外放映时，观众席上有人问他的公司上哪里可以雇到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兴奋是可耻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许的。片中有两个学生因为在网上做生意时有迟到、旷课、缺考行为，则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而他们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学，他们不会说干脆放弃这个愿望，这场战争就不打了。
用哈维尔的话来说，人人都在卷入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样。——不，岂知是卷入，而且是“投入”，只是好同学与差同学、同学与老师、学生与家长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这般将所有的人发动起来？作为“制度”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够激发这样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它所使用的和诉诸的是“利益语言”。它对学生及家长说这是你们的“切身利益”，是你们自己的终生大事；对老师说考上多少重点大学你们会得到多少奖励，王老师坦言在武平县官员的平均年薪一万多的情况下，他本人弄得好一个学年下来可以有八千块钱奖金。于是，制度的目标就和个人的目标结合了起来，制度将自己弄成正好代表着个人的利益要求，提供了各自利益实现的天地。这表面上听上去振振有辞，但是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缩减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个年轻人是不能够过早地被缩减为他/她的生存压力，好像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就像物理学不能减缩为学物理，数学不能减缩为学数学。否则，就是对这个学科以及对学习这个学科的人的侮辱。
当人们的利益被充分“照顾”到了的时候，一个抽空和注满的过程就这样产生出来。年轻学生心甘情愿地愿做一颗考试的螺丝钉，在考试制度这部机器里旋转得更好更快：既然制度实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应该满足制度的要求。与机构中只是抹杀你的个性不一样的是，制度要求你的效忠，起码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读时同学们如痴如醉般背诵的那些政治条文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实际知识或者理性的眼光？那是不可以讨论的。而将它们不问缘由地吞进去，这是对于制度的回收和回报，反过来，做得好也是对于听话者的一种奖励。因而就有了言不由衷的种种表现，有了种种明显迎合的言词举动。比如课堂上老师在谈完印尼海啸之后，转而问学生：“我们中国也发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一个被叫起来的同学以十分流畅口吻答道：“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决了吗？说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她无懈可击的回答引起了课堂上一阵哄笑，当然不是嘲笑这位同学，而是嘲笑需要这种千篇一律答案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高考制度就是奖励这种迎合者，而将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总有人被淘汰出去，于是总有人打破头要进来。由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者进入也并非需要万贯家财，说实话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够迎合和效忠。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
另外有一部纪录片是从学生的角度拍摄的，片名《告诉我心中的秘密》，作者为17岁女孩，她手拿摄影机在课堂座位上拍到了年轻人眼中的老师和学校。其中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对着镜头的质问谁都不能回避——“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扭曲。”